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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祥
博士，江蘇第二師范學院教育科學學院副教授，南京大學亞洲影視與傳媒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摘要
20世紀80年代前后，隨著大陸的改革開放，臺灣與香港的電影交往也發生了變化。迫于競爭和大陸發展的壓力，臺灣當局一方面鼓勵香港電影資本在本地生產，一方面對涉及大陸要素的香港電影實施懲戒。這種指導路線也影響到香港電影在臺灣的評獎，但懲戒方式從直接簡單轉變為軟性隱蔽。在保守極端的評獎環境形勢下，迫切需要在票房評價之外新建評價體系的香港電影業對內地的評獎產生想象與期待。
關鍵詞：臺灣 香港電影 電影交往 評獎
20世紀80年代前后，大陸、臺灣、香港 [1] 的電影業基于不同的動力幾乎同時進入了發展的快車道，因扎根于共同的文化土壤，三地電影交往日趨頻繁。受當時政治生態的影響，交往的基本框架是香港作為“中間地”，承載著大陸與臺灣的話語爭鋒，同時又因優質的電影資源而成為大陸與臺灣爭取的對象。在不言而喻的文化話語權的競爭中，香港電影業的選擇已然成為某種象征和表態。致力于開拓更廣闊市場的香港電影業不得不在各種政治禁忌中謀求發展，不僅是電影的投資、文本、演員、院線，作為電影傳播生態中的關鍵一環，電影評獎也深受影響。相較于香港與內地電影界的交往歷史，港臺兩地在八十年代交往密切，本文將集中討論港臺兩地的電影交往和評獎實踐，然后粗略引入香港電影團體北上觀摩電影評獎的情況，探析處在夾縫中的香港電影的評獎想象。
臺灣對香港電影的矛盾心態
1980年前后，香港電影開啟了全速發展的十年。在這段時期內，最令世人矚目的莫過于短暫且耀眼的新浪潮電影。這股電影新勢力雖然在香港早夭，卻又出人意外地催化了臺灣的新電影運動。 [2] 至此，可以說香港電影已然完成了對臺灣電影的完全覆蓋，無論是在票房上，還是在藝術自覺性上。正是確信香港電影旺盛的生命力，先進的制作理念對本地疲弱市場的拉動作用，更是迫于大陸對香港電影逐漸開放的壓力，臺灣電影管理部門，加快了吸引“港資”的腳步。這從1980年臺灣舉行的“建設研究會”可窺得一斑：7月份舉行的“建設研究會”上，臺灣導演李行等人建議當局早日制定香港事業管理辦法；從未邀請過香港電影界人士參加的“建設研究會”，本次破天荒邀請了“邵氏”的邵逸夫、“嘉禾”的鄒文懷以及導演胡金銓參加“文化組”的會議，聽取邵、鄒、胡三人提出的在臺生產的訴求，積極為香港電影公司提供更好的營商環境。 [3]
但是，臺灣當局鼓勵港資入臺只是兩地電影交往的一個面向，而另一個面向則是為了對抗大陸電影產業的發展，凡涉及“大陸要素”的香港電影都被視為違規而實施全面的懲戒。在此，首先簡要介紹一下香港與內地初次合拍的情況：
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內地對香港電影在生產與交往方面逐漸開放。早期的開放一是為了推動內地與港澳臺交流， [4] 一是為了對外發出信號 —— 中國內地不再閉關自守。在這樣的目標指導下，由時任國務院華僑事務辦公室主任廖承志促成了香港海華電影公司與福建電影制片廠合拍的《忍無可忍》（1980）。隨后，一批香港電影公司和導演來大陸拍片，其中既有李翰祥拍攝的商業片《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也有香港新浪潮電影的扛鼎之作《投奔怒?！贰端扑髂辍返?。據統計，在整個八十年代，內地與香港（包括左派電影公司）合拍了包括杜琪峰的《碧水寒山奪命金》、張鑫炎的《少林寺》在內的14部電影。 [5] 盡管這些電影公司懷揣不同的目的來到內地，但至少有一點是他們普遍認同的，就是內地環境能提供香港電影生產獨缺的真實感 —— 豐富的自然場景、厚重的歷史建筑以及真正的拳腳功夫。另外，更大的市場以及中華民族的歸屬感也是香港電影公司到內地合拍的重要原因。
香港與內地電影界交往的趨暖，合作方式的拓展促使臺灣當局加大了對涉及“大陸要素”的香港電影的懲戒。臺灣對港片的封禁之所以在文藝懲戒史上相當顯眼，是因為其實施處罰的“連坐”性質，表現為對“違規”電影的向前追溯、向后波及以及傳播全鏈條審查。這種細密的審查不但封禁了像許鞍華、嚴浩這些到內地拍片的新浪潮導演，即使在香港本地生產的《癲馬靈猴》，僅因為曾在左派院線上映，也被臺灣禁映；由左派電影公司青鳥電影制片有限公司投拍的《投奔怒?！纷匀粺o法在臺上映，然而，該片主演林子祥之前參演的《再生人》也因此而遭禁映。
除了向前追查，“違規”也會殃及之后的電影。如香港演員馮寶寶曾在內地拍過古裝劇《秦始皇》、呂方曾為“邵氏”與“珠影”合拍的《南北少林》演唱主題曲，而致使他們之后出演的港片《八喜臨門》在臺上映受阻；上文提到的《癲馬靈猴》在放映環節被認為違規，導致了其出品公司“嘉華影業”之后在臺生產也受到很大影響，類似事例，在八十年代的臺港電影交往史上比比皆是。
臺灣當局的連坐式懲戒全面且具有系統性，在懲罰演職員之外， [6] 臺灣當局的政治檢查覆蓋了電影整個傳播過程，甚至懲戒的觸手越出島外，延伸到香港的電影院線。如同《癲馬靈猴》的遭遇 —— 香港電影過往上映的影院性質會影響到在臺發行，臺灣電影在香港的發行、上映的院線同樣也受到臺灣當局嚴厲的檢查，如若“違規”，便切斷片源。以臺片《老莫的第二個春天》（以下簡稱《老莫》）在香港上映的情況為例，這部二十一屆金馬獎最佳電影，由“邵氏”購買版權在港發行，卻以八十一萬余元票房慘淡收場?！独夏吩ㄔ谛麓笕A戲院獨家上映，這家具有藝術劇院定位的戲院本可以夠保證這種“慢熱型”電影的票房，然而“由于新大華戲院放映過大陸電影《城南舊事》，導致政府有關當局懷疑此戲院的政治背景是否左傾？” [7] 最終對新大華戲院的封殺，不但使《老莫》無法在此上映，之前安排好在該影院上映的《小畢的故事》《油麻菜籽》也被臺灣當局叫停，極大挫傷了香港片商、院線發行、放映臺灣新電影的信心。
總體來看，八十年代的香港與臺灣的電影交往，因為大陸的開放政策而變得錯綜復雜，香港電影繁榮了臺灣整條電影產業鏈，同時也為臺灣電影管理者帶來了臆想的政治風險。于是，鼓勵與懲戒成為八十年代早期臺灣對待香港電影資本的態度，形塑了兩地的電影形態。
金馬獎評審中的隱蔽規訓
如果將臺灣對香港電影的指導路線當成是評獎的背景，那么如前文所說，這兩條指導路線實際上在整條電影傳播鏈中發生作用，不僅是出品方、演職員、電影文本、院線，即使反饋環節 —— 金馬獎評獎也不例外。只是，電影評獎的話語實踐，在內層必定要將觀念形態深深刻在獎杯的底部，同時又要在外層彰顯獎杯所謂公正權威的“金色光彩”，內外層的矛盾與張力以及評定對象的影響力使得評獎指導顯得曲折隱蔽。
有一個不太引人注意的事實是，臺灣為了鼓勵香港制片家在臺生產，不僅出讓了部分生產資源和市場給香港電影資本，在“金馬獎”中也為香港電影保留一席之地。根據余慕云對香港電影獲獎的統計， [8] 金馬獎是“香港電影金像獎”興起之前港片最重要的獎池之一。雖然香港電影在第一屆、第三屆金馬獎拿下“最佳影片”之后逐漸消沉，“然而這個情況到了八十年代開始有了轉變。盡管最佳影片仍由臺灣電影維系較大優勢，但從入圍到得獎名單添加的生力軍，無可諱言也替香港電影的藝術走勢，留下清晰的痕跡?！?sup> [9] 可以說，在八十年代初，香港電影在金馬獎上不僅在“獲獎質量” —— 最佳影片、最佳導演 —— 得到提升，更在技術獎和演員獎上力壓臺灣同行。特別是1982年的金馬獎，香港電影幾乎包攬了所有獎項。金馬獎吸納香港電影參評，使其入圍、給獎反映了兩個問題：其一是臺灣當局與知識精英如何看待、評價“香港電影”這個文化競爭者；其二，前一個問題還可以深化為臺灣電影界更為看重香港電影產業鏈中哪一部分資源，進而觀測臺灣電影生產中最為薄弱的環節。就像臺灣電影管理部門對待香港電影公司在臺生產的態度一樣，“金馬獎工作委員會”無論是出于香港電影所能提供的“觀測樣本”作用，還是作為評獎系統對參評對象質量與數量的要求，金馬獎組織者對香港電影的參選抱有極大熱望。一個顯見的例子是第十九屆金馬獎，組織者力保香港粵語片入圍，不惜與其所奉行的獎勵臺灣影片的宗旨相悖。
金馬獎為吸引、鼓勵港片參賽，而對粵語片放寬標準，哪怕為此降低臺灣影片的入圍機會。然而也就是本屆金馬獎對李翰祥作品的評定，伴隨著鼓勵的卻是一種彈性的懲戒：1982年，李翰祥來到內地拍攝電影。與第一部合拍片《忍無可忍》的導演楊吉爻不同，李翰祥在港臺兩地電影界有著重要影響?？梢哉f在八十年代初，李翰祥為了他的“歷史夢”而北上，在兩岸三地具有很強的示范意義。因此，在處理這位在臺期間提攜新銳的著名導演、制片家“違規”的問題上，臺灣表現出曖昧、猶豫的態度。與早期到內地拍片的香港電影人相比，無疑李翰祥介入程度最深，然而臺灣電影管理部門或許考慮到他的影響力，雖然凍結了他為“邵氏”拍攝的《武松》，但沒有實行連坐式懲戒，仍允許其參加金馬獎評選，以致引來香港電影界的一片驚呼。很難判斷臺灣電影管理部門的處理方式究竟是正向的鼓勵還是反向的懲戒，但這種自1955年實行的懲戒機制所展現的彈性，既說明了電影人的聲望資本與權力意志抗衡的力度，也顯現了臺灣電影管理部門為強化金馬獎的華語電影獎地位所能妥協的程度。
當然，彈性懲戒機制并不意味著指導路線的失效，隱蔽而軟性的懲戒在金馬獎評獎過程中始終發揮著作用。與香港電影金像獎早期對港英當局的排斥不同，臺灣當局對金馬獎有著很強的控制力， [10] 政治意味濃厚，藝術考量懸擱，強調“主題取勝”，甚至“主題占百分之二十五的評分” [11] 在這樣的評獎環境中，回顧“深受臺灣當局器重，放棄華語電影最大市場而轉投大陸的‘變節者’” [12] 李翰祥作品《武松》在19屆金馬獎的遭遇，可見臺灣當局對香港電影的復雜心態：在這屆金馬獎評獎中，最佳劇情片頒給了“主題取勝”的《辛亥雙十》，《武松》只獲得最佳男配角、女主角以及服裝設計獎，“而在編、導、影片都被刻意‘忽略’”。 [13] 顯然，臺灣當局在面對大陸逐步開放，港資紛紛北上的新形勢下，它的鼓勵與懲戒并行的指導路線也經歷著變動與調整，而這種隱蔽、軟性懲戒最適宜實施在被公眾認知為“共識性評價”的電影獎評選中。
香港電影的評獎想象
即使臺灣金馬獎評獎環境保守而且偏執，八十年代前后，香港的電影公司依然將金馬獎作為最重要的獎項，對其趨之若鶩，但之后開始松動，并對內地的獎項萌發興趣，產生想象，有以下幾點原因：
從臺灣方面而言，金馬獎興辦已久且由當局“背書”，已初步建立起權威性和影響力，依靠這個基礎，金馬獎在資本配置方面發揮著重要的指揮作用。例如香港導演麥當雄以《省港旗兵》一舉擊敗臺灣導演張毅與侯孝賢，在第二十一屆金馬獎中獲得最佳導演獎，立刻便成為臺灣“影業急于爭取的對象，臺灣中影公司總經理林登飛有意聘請他執導《戴笠傳》”。
與臺灣當局及金馬獎對港片的期待不同，臺灣民眾卻認為金馬獎評獎偏倚香港電影而損害了本地的電影生態。一方面，他們認為將重要獎項頒給香港電影同行，挫傷了臺灣電影生產的積極性；另一方面，獲獎的香港電影對本地資源的“吸血”也引發臺灣從業人員的不滿，如臺灣飛騰電影公司便以“貪污治罪條例”控告“金馬獎工作委員會”，“就本屆金馬獎工作委員會承認七部港片金馬獎資格提出控訴”。從臺灣民眾和電影公司對香港電影參評金馬獎的排斥態度，可以看出港片在金馬獎上獨領風騷而給臺灣電影業帶來的實在壓力。饒是如此，伴隨著金馬獎帶來的“好處”是全面的規訓與主題的鉗制，這些給香港電影參評金馬獎帶來很大的困惑與束縛。
從香港方面而言，八十年代之前，香港電影的評價系統單一，作為金馬獎最大競爭者“亞太影展”（APFF），在七十年代因為缺乏穩定性機制而損耗了權威性。因此，香港電影評價慣性依靠片面的票房數據，具有公信力、權威性、影響力的評獎長期缺席。而獎項評價與票房評價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建立在榮譽體系的基礎上，是在更高的精神層級和更廣的聲望范圍給予獲得者激勵。顯然，在八十年代之前，香港的評價體系是失衡的。造成失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本地電影市場的高活躍度擠壓了評獎的生長空間，遮蓋了評獎的內在價值；一方面是港英政府對本地電影的發展持放任態度，而漠視全面平衡激勵體系的建構。
香港電影金像獎就是在過度依賴市場評價的電影生態中誕生，這個日后發展為華語電影重要評獎的電影獎，由于創始團體的理想主義情結以及高估自身維系工業化儀式的能力，導致早期金像獎實踐既缺乏政府公信力的依靠，又受到香港電影從業者的質疑，加之各種媒體資本的盤剝，因此在發展之初步履蹣跚，舉步維艱。同時，臺灣當局一方面考慮到這個新崛起的華語評獎體系所帶來的對金馬獎挑戰和沖擊，一方面出于對這個競爭者評獎價值觀失控的恐慌，動用各種媒體資源對香港電影金像獎實施全面封鎖，打壓“金像獎”在臺灣的傳播。 [14]
所以，即使香港第一個本地電影獎在1982年已經設立，這一時期香港電影公司仍然習慣性參加臺灣金馬獎。但是，在香港電影金像獎站穩腳跟后，金馬獎對臺港華語電影獎的壟斷局面已經出現了松動，例如一些重要港片像《上海之夜》《行錯姻緣路》便放棄報名金馬獎，反而在香港電影金像獎上入圍。
從內地方面而言，八十年代初，雖然內地推動的電影合拍正在穩步推進，但是電影獎的評選明顯滯后于電影生產的合作，也就是說，香港電影被排除在內地評獎序列之外。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香港與內地的評獎系統完全隔絕。1981年5月22日，由香港影視文化界人士組成內地電影觀摩旅行團赴杭州參加了首屆金雞獎、第四屆百花獎授獎大會，受到主辦方隆重接待。5月24日，時任“影協”主席夏衍就內地和香港電影交流問題與“旅行團”進行座談。而這次電影獎觀摩，是除合拍之外內地與香港電影交往的另一重要事件。
首先，在對評獎的認識上，香港電影人感受到組織化、規?；?、社交化的頒獎儀式的曝光效應和集聚效應，這對于長期以票房評判為主，影評人評選為輔的香港評價系統而言，內地現代化的評價模式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其次，在評獎組織上，香港影評人驚嘆于百花獎主辦方《大眾電影》作為“電影中介”巨大的民間號召力與資源轉換力；最后，在評獎定位上，夏衍關于百花獎與金雞獎在不同層面的激勵功能的講話使香港電影活動組織者耳目一新。1981年5月的這次觀摩評獎，讓包括香港國際電影節策劃人員、香港電影文化中心會員、《電影雙周刊》影評人在內的電影從業者收獲頗多。七個月之后，《電影雙周刊》決定創辦香港電影金像獎。至于“金像獎”與這次北上觀摩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不得而知，但是在評價電影的問題上，《電影雙周刊》一改之前在刊物上發布影評人評選結果的做法而舉辦具有明確定位的、精細分類的儀典性評獎，至少可見內地“雙獎”對其的影響以及“金像獎”主辦方對評獎的某種想象和期待。
以上，粗略呈現了八十年代早期內地及港臺的評獎環境：臺灣金馬獎因較強的資源配置力與軟性懲戒，對于香港電影兼具引力與壓力；雖未向港片開放，但內地的百花獎與金雞獎的宏大規模與影響力為香港電影的生產與推廣團體帶來了全新的感受；香港電影金像獎在本地電影受制于臺灣主題鉗制，積極北上探索的背景中創辦，然而卻缺乏權威和影響力。
面對這樣的評獎環境，對于迫切需要在票房評判之外獲得重新評價的香港新浪潮電影人而言，對評獎系統的選擇不僅糅合了現實的考慮，同時也被輿論賦予了某種價值認同的想象。正像“返內地拍戲”成為香港影人的口頭禪一樣，香港電影界，特別是評論界假想了港片北上評獎的場景，作文并冠以聳人聽聞的標題 —— 《許鞍華獲金雞獎》。在這篇短文中，作者指出雖然這是假擬的標題，但是內地現在已經步入正軌，像許鞍華的《投奔怒?！?、李翰祥的《火燒圓明園》《垂簾聽政》等港片都應該去角逐百花獎、金雞獎。而且，若兩者獲獎，無疑是投向臺灣的威力巨大的銀色大炸彈……“你估金雞獎同金馬獎，邊個夠吸引力？”雖然這只是一家之言，但是確實反映了影評人對港片參評、獲獎的焦慮與想象，也流露出部分香港電影人在經歷新的電影生態時的心態波動。
作為評價研究的核心部分，電影評獎的研究沒有受到很多關注。事實上，在影像傳播的圓環中，集評判、反饋于一體的評獎可以檢視文本生產中各環節、各工種的實現情況；對于電影工業的比較研究而言，評獎研究又有重要的診測作用；同時更重要的是，以榮譽體系為根本，以價值認同為核心的電影評獎也是觀察政治與藝術論辯的典型場域：八十年代初，內地與港臺的電影交往伴隨政治環境的變化而變化，臺灣自恃是港片最大市場而要求香港電影界進行全流程的政治宣誓。同時，內地電影業的繁盛活力為香港制片家展現了比臺灣地區更為遼闊的合作空間。而對于正經歷深層變革，“新浪潮”已初露鋒芒的香港電影業而言，資本市場主導的票房評價指標顯然已不適合其發展要求，在面對臺灣嚴苛的上映限制，軟性的評獎規訓，甚至其冷冰冰的觸手已經跨海延伸至新生的評價體系 —— 金像獎的形勢下，香港電影業對內地的向心力，在對內地如何看待、評價本地電影的想象和憧憬中逐漸浮現，而這種想象在2005年最終得以完成。
基金項目：論文系2020年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香港電影評獎體系研究”（2020SJA061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根據《新華社新聞信息報道中的禁用詞和慎用詞（港澳臺和領土、主權類）》規定，本文涉及香港與祖國的關系，祖國表述為內地。涉及臺灣與祖國的關系，祖國表述為大陸。
[2]羅卡.臺北電影·文化印象速寫[J].香港《中外影畫》，1985（71）.
[3]鏞鏘.中國影訊[J].香港《中外影畫》，1980（7）.
[4]八十年代初，香港與內地合拍電影增進了香港電影人對內地的了解與認同。梁家輝在給影迷讀者的信中描述了他在內地拍戲的感受：“我熱愛我的民族，從香港來內地拍戲的所見所聞，更加深了我對它的認識，我真正為自己民族歷史感到自豪……?！闭垍⒁姡毫杭逸x.幸福的梁家輝，可憐的咸豐帝[J].香港《中外影畫》，1983（35）.
[5]列孚.香港電影的中國元素[A].溜走的激情：80年代香港電影[M].三聯（香港）書店，2009：66.
[6]臺灣當局對涉及“大陸要素”的香港電影中的演員進行封禁，以至于香港演員在接拍左派公司或合拍電影時要慎重考慮后果。但這在另一方面也促進了香港演員的代際更新。同時，為了抵消封禁“違規”演員給香港電影公司造成的損失，臺灣當局允許演員寫“悔過書”，以至于“有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悔'了又犯‘過’，犯了又來‘悔’”。這也是下文提到的彈性懲戒的體現。請參見方梨.臺灣莫名其妙新例，影人要做專業登記[J].香港《晶報》，1985（2）.
[7]梁良.臺灣電影在香港能有春天嗎？[J].臺灣《世界電影》，1985（196）.
[8]余慕云.香港得獎影片目錄（初稿）[J].香港《南北極》，1984（175）.
[9]聞天祥.香港制造——八十年代金馬獎的香港足跡[A].溜走的激情：80年代的香港電影[M].三聯（香港）書店，2009：77.
[10]香港電影金像獎創辦初期，主辦方《電影雙周刊》的編輯抗拒管理部門參與，以至于為其和香港市政局牽線的合辦方香港電臺退出第二屆“金像獎”的合作。請參見陳柏生.《何不把它搞大》，《第二十三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特刊》，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有限公司，2004年版。而臺灣金馬獎則被浸染了更多管理部門色彩，雖然后期金馬獎轉交民間團體舉辦，但是管理部門隱形指揮仍然存在。請參見梁良.金馬獎入圍名單全盤分析[J].臺灣《世界電影》，1984年第194期；蔡國榮.金馬蹄痕談得失[J].臺灣《世界電影》，1984（194）.
[11]宋之明.新舊觀念沖突下的金馬獎[J].香港《中外影畫》，1985（70）.
[12]語出記者對李翰祥的提問.請參見李翰祥.秦川右取富[J].香港《中外影畫》，1986（79）.
[13]聞天祥.香港制造——八十年代金馬獎的香港足跡[A].溜走的激情：80年代的香港電影[M].三聯（香港）書店，2009：80.
[14]郭帆.肯定與鼓勵——記第廿一屆金馬獎[J].臺灣《中國雜志》，19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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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為“金像獎”的締造者，香港新浪潮電影重要的推手——《電影雙周刊》的影評人非常重視電影的藝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為此受到圈內人指責，引發話語權之爭，這也為“金像獎”分化出影評人主導的“金紫荊獎”和“電影評論學會大獎”埋下伏筆。請參見黃國兆等.看香港電影金像獎的不同角度[J].香港《電影雙周刊》，1989（264）.
4.梁良.認識“香港電影金像獎”[J].臺灣《世界電影》，1985（190）.
5.記者集體采訪.觀摩首屆金雞獎、第四屆百花獎[J].夏衍.接見<中外影畫>內地觀摩旅行團談電影問題的講話[J].香港《中外影畫》，1981（17）.
6.歐陽水.許鞍華獲金雞獎[J].香港《中外影畫》，1982（33）.
來源：東南傳播2022年第1期，總第209期
【責任編輯：溫華英】
編輯：黃雪敏 葉凌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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